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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校联动 共“辩”未来|中国政法大学-恒都刑辩论坛(第八期)圆满结束

2026-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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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2日,中国政法大学-恒都刑辩论坛(第八期)在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北京总所圆满举行,论坛聚焦“数智时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辩护伦理”,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同时由中国政法大学金融犯罪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数字社会治理研究院、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刑事专业委员会、恒都刑辩学院承办。17位横跨高校学术力量与法律实务领域的师生、精英律师,与在场的听众共同探讨数智时代刑事法治前沿议题。本次论坛,线下和线上共计3000余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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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第一环节,由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恒都刑辩学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实务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律协刑诉委副秘书长王永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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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次论坛主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尚武教授在致辞中谈及以下几点认识和体会。

第一,深刻认识本次论坛主题的时代意义。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模型等数智技术,正在加速进入案件办理、证据审查、法律检索、风险评估和裁判辅助等司法环节。本次论坛将“刑事司法文明”与“辩护伦理”联系起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观察和衡量一国司法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司法文明不仅体现在最终裁判是否公正,也体现在诉讼程序能否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控辩双方能否围绕证据展开平等、充分和有效的质证与辩论,技术性证据和算法结论能否真正接受法律程序的检验。

第二,准确把握本次论坛的学术源流和组织缘由。为持续推进我国司法文明建设与法律职业伦理研究,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视野和实践应用场域,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联合《数据法学》《法律职业伦理论丛》等期刊、集刊编辑部,以“数智时代的司法文明与职业伦理”为总体主题,组织开展了论坛征稿活动。本次论坛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刑事司法与律师辩护,希望相关研究与探讨更加集中地回应刑事司法运行中的现实问题。本次论坛一方面延续了数据法学与法律职业伦理等方面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以数智技术迅速发展为背景,将司法文明、证据审查和刑事辩护纳入共同的讨论框架。这既是对既有研究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

第三,充分肯定本次论坛征稿取得的成效。本次论坛征稿活动得到了学界和实务界的积极响应,来稿数量较多,投稿作者来自高等院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不同单位,既有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青年教师、研究生和一线法律实务工作者。从来稿内容看,论文涉及智慧司法、数智时代司法公开的伦理限度、人工智能辅助证据审查、算法黑箱与律师质证权、职务犯罪辩护伦理、律师职业责任以及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等多个方面。这些成果既具有理论探讨,也包含对司法实践和律师执业问题的直接回应,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问题意识、学术关怀和实践导向。

第四,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刑事辩护实践的良性互动。由中国政法大学和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联合成立的刑辩学院,长期关注刑事辩护专业化建设,重视刑事实务经验的总结、传承与交流。双方开展合作,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能够与律师执业中的真实问题形成对话,也使司法文明和职业伦理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价值讨论,而能够具体落实到证据审查、律师质证权、司法公开、职务犯罪辩护以及律师执业责任等现实问题之中。本次论坛既是一次学术研讨,也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一次相互致敬。理论研究需要认真倾听刑事辩护实践提出的问题,刑事辩护实践也需要借助学术研究,更加准确地认识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制度影响。双方立足各自专业领域,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才能共同推动刑事司法在数智时代实现更加规范、理性和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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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都刑辩学院由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与中国政法大学于2024年4月联合成立,目标是推动法学教育人才培养与实践深度融合,通过律校合作等活动搭建实践教育平台,打造刑事辩护科研与实践教学的示范基地。

自2024年4月举办“中国政法大学-恒都刑辩论坛”第一期至今,我们始终坚持“锚定时代命题、聚焦刑辩初心、搭建交流桥梁”的办坛理念,每期均选取刑辩领域最受关注的核心议题,邀请学界与实务界人士交流观点,目的是打通学术理论和实务操作的壁垒,推动中国刑事辩护事业规范专业发展。

本次论坛将议题锁定在“数智时代刑事司法文明与辩护伦理”,既是响应时代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对刑辩职业核心价值的再思考、再追问。

我们身处的数智时代给刑事司法体系带来颠覆性变革,新技术已深度融入司法各环节,既提升了司法效率,推动刑事司法发展,是技术进步带给司法文明的红利;但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全新挑战,诸多相关问题已是当下刑辩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考题。 

这些问题绕不开两个核心命题:什么是数智时代的刑事司法文明?什么是新时代刑辩人的职业伦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刑事司法文明的核心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技术只是实现正义的工具;而刑事辩护伦理的核心从未改变,即坚守辩护人职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律正确实施与社会公平正义。技术升级工具,改不了我们的使命;变换议题,动摇不了我们的初心。恒都始终认为刑辩是守护权利、实现正义的事业,数智时代更要守住伦理底线,坚持文明方向。

本次论坛有幸邀请了国内刑事法学界顶级学者与各地优秀刑辩律师,就数智时代司法文明转型、辩护伦理重构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期待通过思想碰撞凝聚共识,为中国刑事辩护事业发展贡献智识,为行业伦理规范建设提供有益思考。

作为合作主办方,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会继续支持平台建设,和中国政法大学一道办好“恒都刑辩论坛”,持续关注行业前沿问题,推动学术与实务深度融合,为推动中国刑事司法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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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学研究所所长,北京恒都律所全国刑委会名誉主任、恒都刑辩学院名誉院长印波教授以《贷款犯罪的数据穿透治理 ——以“金析为证”为核心的考察》为主题进行分享,印波教授认为在数字金融背景下,贷款犯罪呈现行为链条拉长、参与主体分散、交易模式伪装化和资金流向隐蔽化等新型特征,使得传统侦查取证与事实认定方式面临严峻挑战。

以“金析为证”为核心进行考察会发现,数据穿透不仅为贷款犯罪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也推动了资金分析成果的证据转化。 贷款犯罪数据穿透的功能价值主要体现在风险预警、程序启动、刑责判定和追赃挽损四个方面。 梳理贷款犯罪数据穿透的技术流程与应用场景,能够厘清资金分析成果的证据种类归属。贷款犯罪的资金分析成果具有复合性, 不宜整体化归类,而应依据材料性质的不同分别归入电子数据、勘验笔录和鉴定意见三类法定证据,并据此细化不同类型证据的准入资格与司法认定规则。 资金分析成果的证据转化虽可以获得“金析为证”的支持,但仍需回应侦鉴边界模糊的质疑,以及算法可解释性、审查能力与程序保障不足等方面的现实挑战。 贷款犯罪数据穿透的未来发展,应在强化技术治理能力的同时,注重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推动技术效能与司法正当之间形成可持续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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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全国刑委会主任,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奚玮以《质证权的技术重构——当“黑箱”里的算法在“说话”,律师向谁质证?》为主题进行发言,并指出,随着公安部2025年将"资金分析鉴定"纳入法定鉴定范畴,"金析为证"模式在全国推开。然而,鉴定意见的核心判断依赖不公开的机器算法,辩方面临"算法黑箱"——数据看不到、逻辑查不到、质证无从下手。奚玮指出,算法不透明已形成三个层面的质证困境:一是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算法封闭性;二是大数据证据"鉴定意见化"带来的形式合规实质黑箱;三是人工智能证据的"不可解释性"对传统证据规则的冲击。面对这一困局,奚玮提出"三层次审查"框架——审查数据来源、审查算法逻辑、审查输出合理性,并推动三条制度路径:算法适度公开、善用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法中争取制度落地。算法黑箱不破,有效辩护就是一句空话。 在数字时代,质证必须从"结果审查"前移至"过程审查",方能守住辩护权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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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合伙人、刑事业务中心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周雷律师的发言主题为《大数据视角下职务犯罪若干问题》,他基于大数据视角,从职务犯罪的几个辩护维度出发,结合三个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揭示大数据在职务犯罪查办中的具体运用逻辑,提出科技发展下证据形式的迭代、职务犯罪法律服务节点以及企业反舞弊的内部合规需求等方面,刑事辩护律师的重点作为。一方面监察法实施条例关于大数据在案件调查审查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过去很长时间以来职务犯罪辩护的办案惯性,在律师辩护难度很大的情况下,突破重点与难点,可以借助于主动辩护的证据构建思维,以及大数据的“强关联性”进行有效辩护。

在当前刑事辩护要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到来,要把法商思维(法律与商业逻辑)、法数思维(法律与数智)、法律共同体思维(和法官、检察官、侦查机关换位思考)这种体系性思维,贯穿到刑事辩护中来,大数据视角下的法数思维是大多数刑事辩护律师应当加强的短板,而职务犯罪辩护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运用,将是我们强化专业能力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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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全国律协青年律师领军人才,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刑诉委副主任徐莹律师的发言主题为《数智时代对律师职业伦理的挑战与回应》,她指出,AI 赋能下的新型刑事辩护时代,已然加速到来,对于律师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刑事辩护律师必须主动迭代、自我革新。AI使用对律师真实义务,勤勉尽责义务,保密义务,社交媒体宣传与执业行为方面提出挑战。AI不会主动淘汰律师,但是AI幻觉对律师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会对AI幻觉进行识别的律师,可能会被行业惩戒、甚至被市场淘汰。律师要摆正定位,秉持专业独立的价值判断,建立刚性的检验核对工作流程,落实人的校验,做到“来源可溯,链接有效,案例属实,法条可核”。 律师要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守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找到平衡点,防止自媒体时代下因尺度模糊而出现的“合理揭露执法乱象被追责”或“违规炒作案情”的两极分化乱象。律师爱惜羽毛,行业才有尊严;行业赢得尊严,个体方有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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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研讼合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创始合伙人杨功鹏律师以《数智时代职务犯罪辩护伦理》为主题发言,他认为数智时代,我们在办理职务犯罪要有以下几个态度,第一,对于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证据要时刻保持怀疑的态度。在之前的案例中,办案机关通过二十多年前的一条流水,认定某官员存在关系密切的异性,但事实上这一笔流水购买的奢侈品,是与其妻子刚认识的时候送的定情信物,所以即使是大数据筛选出来的数据,也不一定与实际情况一样。第二,要时刻保持开放创新的态度。最近的一起案例中,办案机关将行程轨迹作为证据提交法庭,作为逃跑的证据。这是之前很少遇到的情况,我们辩护工作也要与时俱进。第三,要保持抽离表象,挖掘本质的态度。最近一系列案件,都牵扯到境外无关第三方交易,虚拟货币交易,但无论变换各种形式,都离不开权钱交易的本质。第四,数智时代,一定要保持诚实的职业伦理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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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吴则毅以《分化与重构:数字时代的律师与律师职业伦理》为主题发言,并指出技术重塑了法律服务的形态与边界,并将改变律师职业的内部结构与存在方式,作为统一职业范畴的“律师”正发生分化,将逐步分解为流程资格型、衔接司法型与博弈符号型等异质性的职业形态。技术赋能与职业分化的耦合效应对传统律师职业伦理提出了革新要求。面向未来的法律职业伦理研究,需要在坚守角色伦理本位的前提下,推动研究范式的双重转型。一是从统一化伦理标准转向分层化、差异化的伦理体系,完善技术伦理的规则架构,针对不同职业分型的律师设定梯度化的伦理要求;二是注重推进开放化的职业伦理治理模式,将规制范围从传统的法律职业人员扩展至实际从事法律业务的各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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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陈宇律师以《从结果公开到理由可审计:数智时代司法透明的伦理限度及其制度构造》为主题发言,并强调聚焦数智时代司法公开由“结果可见”向“理由可审计”的转型。随着裁判文书上网、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类案检索、人工智能辅助裁判及技术性证据广泛应用,单纯追求公开数量已难以回应隐私暴露、算法偏差、证据污染和责任漂移等风险。提出以“理由可审计性”为核心,构建公众透明、当事人透明、监督审计透明与保护性不透明四层制度,使影响裁判的关键理由具备可理解、可争辩、可追溯、可问责的属性,并建议完善影响评估、分层公开、人工智能分级披露与审计留痕、技术性证据治理及职业责任机制,在提升司法公开质量与技术效率的同时,守住人格尊严、程序公正和审判独立的伦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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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曹嘉欣以《数字公开下裁判文书自动脱敏的伦理限度——基于当事人被遗忘权的边界规制》为主题发言,并聚焦于数字司法公开时代裁判文书自动脱敏的伦理限度问题,以当事人被遗忘权为分析框架展开论述。当前自动脱敏技术面临过度脱敏与脱敏不足的双重困境,根源在于缺乏场景敏感性和时间维度,技术中立性无法替代价值权衡。被遗忘权虽非我国实定法的明文概念,但可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在司法公开场景中实现本土化落地,采取“功能遗忘”而非“物理删除”的路径。被遗忘权的行使须受三重伦理边界规制:公共利益优先、权利衡平与场景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建议推进自动脱敏技术的伦理化改造、构建被遗忘权行使的程序框架,并建立司法数据分级管理制度。被遗忘权的边界规制是负责任的、有温度的司法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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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连婷婷围绕《智慧司法场景下法律职业伦理的守正与调适——以人机协同审判为视角》主题展开分析,其选题源于智慧法院深度落地背景,AI全面介入司法各环节带来办案效率提升,但也出现法官盲从算法、律师滥用AI、算法偏见、数据泄露等现实问题,现有研究缺少从法律职业伦理切入的系统分析。

她并指出,文章梳理出算法黑箱、自动化遵从、算法数字歧视、人机责任模糊四大伦理冲击,提出“守正+调适”核心思路:守正要坚守法官终局裁判权、公正中立、数据保密、司法亲历性四条不可动摇底线;调适则新增算法审查、算法说理、律师AI核验披露、不当算法抵抗四项新型职业伦理义务。

该研究以内部伦理约束弥补外部规制不足,为化解智慧司法实务难题提供参考,同时本人也坦言调研存在局限,后续将持续深化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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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张馨月以《数智时代司法公开的伦理边界与制度重构》为主题进行分享。她认为,数智时代的司法公开正处于价值扩张与风险累积并存的复杂状态。数字技术在提高司法透明度的同时,也使司法公开进入实时传播、长期留痕、数据聚合和平台再加工的数字环境。法官的审判能动性与专业判断空间被不断压缩,当事人的信息暴露风险明显加大。司法公开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追求无限可见,而在于通过适度、规范、可控的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数字技术应当服务于司法理性,而不能反向支配司法运行。只有在公权力透明、当事人权利保护和法官职业伦理保障之间形成稳定平衡,司法公开才能在数智时代延续其制度设计初衷,真正实现“以公开促公正”的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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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孟繁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职业伦理观研究---以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刑事辩护伦理为中心》为主题进行发言。她认为,当今数字技术改变了辩护的场域、工具与证据形态,但辩护的初心从未改变。习近平法治思想视域下,新时代辩护伦理的价值起点是人民立场,核心要求是勤勉、独立、诚信、廉洁、技术胜任与数字自律,实践目标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线上线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要求律师依托电子卷宗、智能检索、远程庭审为当事人依法发声,借助技术手段完整呈现多元事实;坚持数字化程序审查、算法实质质证,以技术理性筑牢程序正义防线。总之,让辩护有力量、有温度、有边界、有数字底线,正是新时代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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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恒都刑辩学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实务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律协刑诉委副秘书长王永阳律师以《数智时代刑事辩护的变革与实践困境》为主题发言,并认为数智时代刑事辩护的核心变革主要包括辩护信息获取方式从“碎片化阅卷”转向“全量数据化”、辩护事实认定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赋能”、辩护场域从“物理法庭”延伸到“数字空间”、辩护业务范围从“实体辩护”拓展到“数字权利辩护”四个方面。

而针对数智时代刑事辩护的实践困境,王永阳律师认为主要包括数字阅卷与数据获取的权利落实不到位,控辩双方的数据能力不对等,电子证据认定规则不完善、辩护意见难以采纳,数智时代辩护的合规风险凸显,辩护人才的数智素养不足五个方面。


“中国政法大学——恒都刑辩论坛(第八期)”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圆满落下帷幕。本次论坛围绕数智时代刑事辩护的变革方向与现存困境所作的梳理与分享,既为在场的刑事辩护从业者点明了数智转型的发展方向,也抛出了行业亟待共同解决的现实问题,引发了与会嘉宾的深入思考与热烈讨论,为推动刑事辩护领域数智化转型、完善相关规则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方向。

展望未来,恒都刑辩论坛将继续秉持“律校联动”的初心,搭建更广阔的学术与实务交流平台,推动法学教育、理论研究与法律实践的深度融合。恒都期待与各界同仁携手,持续关注数字时代法治议题,坚守法治精神,在建设法治中国的征程上,以专业智慧回应时代课题,共同谱写刑事法治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