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头拉磨，抬头看路丨恒都尹晓飞律师接受新则采访，解读“体制内出走者”的律师进阶之路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两个男人拉着一辆平板车。

车上装的是证据——四套，每套半米厚，铺开来能占满大半个法庭的审判台。每一套都贴满了彩色标签进行标注。

这是一起建设工程纠纷案。当事人被一个烂尾工程拖了十几年，一审败诉后，找到了尹晓飞。为了这“一车”证据，尹晓飞带着团队，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在那之前，这个案子的材料是一堆乱麻，随意堆放在客户一个办公室角落里，公司内几乎没人能理清其中的逻辑。

庭审当天，当平板车“吱吱呀呀”推进法庭时，门口保安看呆了。到了法庭，二审法官看到桌上如此之厚的证据也愣了一下。

庭审历时一天半，做律师的人都知道，一个二审案件能审这么久也是创纪录了。庭审进行到第一天中午，法官翻着那些贴满标签的证据册，突然停下来，对着尹晓飞说：“你们这个证据组织得很好，但顺序有点乱。你们想证明的核心争议焦点的证据比较分散，为了便于合议庭审理，中午回去调一下顺序。”

身为律师，马上捕捉到这句话的“含金量”。尹晓飞心里一动：法官愿意给时间调证据的逻辑，说明二审组织的证据初步得到了法庭的认可。

时不我待。休庭后，顾不上吃饭。两名主办律师直奔打印社，把没封装的那套证据摊在巨大的桌子上，按照法官提问的切入点重新封装。下午开庭，新的证据册递了上去。法官看过后，点点头：“这下就清楚了。”

第一天庭审到晚上下班后才结束。对方律师慌了。一个一审几乎全盘支持的案件，他们原本胜券在握，此时却只能晚上临时抱佛脚，第二上午再开庭时也抱来一个A4纸箱的证据，试图临时针对尹晓飞团队一方前日的庭审有针对性地补充证据。

但机会总是留给准备更充分的人，尹晓飞做好了一件事，穷尽一切手段最大限度还原客观真实。最终案件全面改判，一个因原任领导免职导致的烂尾工程案件，在客户看来都已经绝望的案件，却逆风翻盘。

案件办理期间，尹晓飞“打飞的”往返于北京昆明之间，有时甚至当天往返，只睡2个小时。客户曾经拍过一些照片：深夜一点，尹晓飞和同事们蹲在地上，周围全是铺开的案卷；在客户的办公室搞起了模拟法庭，跟客户一起饰演法官去询问作为“证人”的员工。

这几张照片，客户发给了本案一审的代理律师，配了一句话：“你看，恒都的律师是这么工作的。”

尹晓飞在云南省高院门口

尹晓飞是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总部执行委员会委员，事务所民商事诉讼与仲裁业务中心重大疑难民商事诉讼业务部（业务一部）部长。在那之前，他就职于公安部某业务局（现役编）体系内19年，所以同时为中央军委注册的军队律师。

26年的法律生涯让尹晓飞沉淀出一种笃定的“解题逻辑”：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业里，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降维打击”。那些看似占据压倒性优势的逆转与破局，剥开表象，其实全是对规则的深刻洞察，以及先于所有人、近乎苛刻的极致准备。

尹晓飞的职业起点几乎是命中注定。跟那个年代大多数的男孩子一样，从小就喜欢“大檐帽”，加上爱运动，喜欢争强好胜，对于“制服”有着天然的向往。参加高考时，他报考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现中国人民警察大学）。那是公安体系内培训专业警官的军（警）校，也是一条通往“确定性”的道路。

上学期间，尹晓飞系统全面学习了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的课程，并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体制内工作。或许是潜意识里预料到自己不会在体制内待一辈子，2005年，尹晓飞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要考研，要考名校。

“我本科就是上的体制内的大学，为了补足民法思维，我决定考一所综合性大学、一所名校。再加上长期从事涉外工作，又有一些英语、俄语双语优势，我对于涉外贸易法律服务的前景充满信心，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全球第二大港口，是我非常看好的具有涉外法律服务机遇的城市。”

“我的大学同学当时大多考了中国政法大学、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的法学研究生，但他们是系统的内部定向培养。我坚持要去复旦，出来做律师也是早已规划好的方向，因此必须补齐民法的底子。因为复旦的老师教学传统是即要扎根讲台，但又不脱离实务。很多老师兼职作律师，他们讲课不看讲义，拿着台湾省、德国、日本的民法典结合司法实务来讲案例。”

在复旦脱产学习的三年，他像海绵一样吸收民法思维。2009年研究生毕业回到原单位时，他是极少数拥有名校全日制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因为学历优势，他很快被借调到某部委机关工作。

尹晓飞调研原海南边防总队海警二支队

在此期间，尹晓飞的工作主要与政府采购相关。那段经历让他建立了一套严苛的职业操守，也让他看清了在采购项目中，政府机关的思维逻辑：他们最怕的不是花钱，而是程序出了错、风险没控住。这条认知，成为他此后从事政府、央国企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工作以及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服务的重要准则。

“我可能今天不出来，但我永远在为我出来做准备。”

但尹晓飞很快意识到职业的天花板近在眼前。因此，早在2015年开始他就开始谋划“出去”做律师：一边更新法律专业知识；一边重点研究政府采购、招投标领域的相关政策、趋势，那是他预设的职业切入点。

2018年，他正式转型为专职律师，在他的职业操守和信念里“不管客户是谁，律师始终是要稳打稳扎，帮客户解决问题，而不是做一个‘拉皮条’的政治掮客。至少我作为一个从体制内出来的律师，这是我能坚守的底线。”

从体制内出来，尹晓飞认为最大的挑战不是业务能力，而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我们原来在体制内要做价值判断，现在做律师，不做价值判断，就是帮客户解决问题。”尹晓飞说。

所谓“做价值判断”，是指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判断一件事对不对，如果不对，就不能做；而律师的逻辑是在法律框架内，帮客户争取一个最有利的结果，因而需要竭尽全力、寻找转机。

但与此同时，尹晓飞也强调，“政治敏感度”非常重要，这是体制内成员深入骨髓的本能，也是律师应当放在更高位置的职业素养。“好律师一定要讲政治。”

这两种思维的结合，在他处理2020年一起销售伪劣商品案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2020年3月3日，北京市统一开庭审理涉疫刑事案件。尹晓飞代理的是其中一起金额巨大的假口罩案，涉及250万只口罩。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处理涉疫刑事案件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从严、从快、从重，严厉打击“发国难财”的行为。

尹晓飞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政策风向。他积极与当事人家属沟通当时的形势：“这个案子不可能判无罪或是缓刑。我建议认罪认罚，争取轻判处理，才是最好的结果。”

“在刑事政策高压的前提下，与公诉机关一味对抗不一定是最优解。律师‘讲政治’，不是牺牲当事人的权利，而是在当下争取最好的结果。不能因为律师不了解总体的刑事政策导向盲目对抗，让当事人加重刑期。”

在处理另一起案件时，这种“解题”思维则体现为另一种形式。

尹晓飞曾代表通州某行政机关处理一起拆迁引起的行政诉讼。当时为了推进工程进度，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程序瑕疵，行政机关面临极大的败诉考核压力。

尹晓飞不仅在法庭上应诉获胜，还利用自己在机关工作的经验，提供了“超纲”的服务：他带领团队帮政府写了一份详尽的复盘报告和工作建议。

“我知道体制内需要的报告应该怎么写。要有做法，有成效，有建议，这是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抓手’。”尹晓飞说。他在报告中梳理了行政执法程序的漏洞，并给出了具体的完善方案。对于行政机关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法律服务，更是一份能够查漏补缺，切实推进法治建设的公文材料。

“真正的大律师，要把法条学会用活，做法律专家；要紧跟形势和政策，做政治家；要商业嗅觉敏锐，做企业家。瘸了哪条腿都不是好律师。”

“低头拉磨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这句话是尹晓飞在体制内工作时，一位领导送给他的。律师执业年来，他也一直将此视为律师的方法论。

在尹晓飞的逻辑里，“拉磨”是专业基本功；而“抬头看路”，则是对宏观政策、行业趋势和裁判精神的理解。

转型做律师后，尹晓飞保留了体制内的一个习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工作会议决议、最高院的裁判要旨，他都会仔细研读。这不是为了追逐热点，而是为了理解政策走向和裁判精神。“如果看不懂政策方向，就很难处理好涉及政府或国企的复杂案件。只懂法条是不够的，你得知道‘路’往哪儿走。”

2024年，尹晓飞成功处理的一起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再审改判案件，完整体现了这种“技术加政策”的综合运用。

案子发生在东北某省。当事人投资了一个农业开发项目，通过在水库周边湿地种植芡实、竹柳、水稻、芦苇等植物，养殖经济淡水鱼类等经济作物创造产值，同时实现净化水质、带动周边农民增收等目的。但是，项目触动了当地黑恶势力的固有利益，被迫终止。当事人不得不和当地水库管理中心解除合同，解除后的赔偿金额却无法达成一致。

官司一打就是14年。一二审5次更换合议庭组成人员，等到再审打完时，这个案子所有的庭审、谈话、质证、现场调研加起来高达30多次。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以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的阻挠，案件对当事人非常不利。他找到尹晓飞团队时，案子的一审、二审已经败诉，再审申诉期限马上到期。尹晓飞面对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一个几乎被判“死刑”的案件。

经过仔细研判，尹晓飞认为：可以打。他带队做了两手准备：

一手是“低头拉磨”，从程序上找漏洞。

开庭前，尹晓飞对当地司法环境进行了深入了解，基于此，特意检索了相关审判人员的背景。他发现，二审的审判长是当地某大学官网上公示的拟录取的博士生，而对方律师恰恰是该校法学院的博导。这个发现精准地切中了二审程序正当性的软肋，使得案件得以顺利提审至最高院审理，确保了审判的公正性。

另一手则是“抬头看路”，从宏观层面寻找突破口。

再审开庭审理过程中，他指出这个案子的意义不仅关乎当事人利益本身，还涉及到打击地方黑恶势力、保护民营企业家投资环境，更涉及某省会城市700万人的饮水安全。“原本一个利国利民的项目，因为多方阻挠被迫终止，如果处理不好，这不仅是经济损失，更是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尹晓飞将案件上升到政治影响和民生保障的高度。

最终，最高院提审并撤销了原一审、二审判决，认为原审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案件得到全面改判。历经十四年，从经历市、省到最高，三级法院审理，当事人拿到判决书时，喜极而泣。

“如果是刚出来做律师时，这个案子我一定不会接”，尹晓飞坦言，“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既然当事人经历了两审败诉还坚持要再审，说明案子一定有‘冤屈’，一定有可切入的点。”

“你既然找到了我，我就一定要帮你解决问题。”

在恒都律师事务所2023年开始强化专业建设之初，尹晓飞就担任了总部民商事诉讼与仲裁业务部的总召集人。这是一个拥有150多名律师的大型部门，放在任何一地的法律服务市场，都相当于一家中大型律所的规模。

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的业务群体，尹晓飞的哲学带有鲜明的军人色彩。他将团队比作《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作战序列，自己就是那个“团长”。但这个团的纪律性可比不了部队，不好带。

所以，他的理论是“你作为团长，你怂，下面人都怂。你不往前冲，大家都不往前冲。”尹晓飞说。在他看来，部门负责人的首要职责不是管理，而是“带头打仗、冲锋陷阵”，具体到律师业务中，就是“迎难而上，敢打必胜”。

“我一直认为，再资深的律师也要亲自出庭。就像医生一样，哪怕是专家，也要去手术台上主刀，而不是凭空指导学生。”

这两年，恒都大力推动“全球业务资源调配中心”的建设，尹晓飞是这一机制的落地推动者。这个中心的核心逻辑是：将全所的案源与律师资源进行精准匹配。

尹晓飞极其看重律师之间的横向合作。他带头输出案源，并推行一种开放的分配模式。

“我敞开了和大家合作。案源我拿过来，交给合作律师去办，我全程督办。”

在合作中，他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定点帮扶新晋律师不提任何费用的案件不在少数，这种“让利”的做法，背后是关于规模化与专业化的商业逻辑。

“一个人能力再强，精力也是有限的。只有规模化，才能实现真正的专业细分。钱挣得多固然好，但首先要帮客户解决问题。专业的事要交给团队里专业的人。把大家都培养成合伙人、高级合伙人，那自己就是大伽。”

他引用了恒都广州分所高级合伙人、资深知识产权专家张泽吾律师说过的一句话：“3厘米宽，1万米深。”意思是找准一个细分领域，往极致深耕。而要实现这种“深”，前提是有足够的“宽”——足够多的专业领域律师、足够多的业务量、足够丰富的业务类型来支撑专业细分。

2020年6月，尹晓飞刚加入恒都的时候，北京总部只有46张律师证，是一家专注于知识产权的精品律所。很快，恒都开始转变发展战略，走上了规模化的快车道。如今，恒都北京办公室已经有接近600名律师、全国有近1900名律师，已经具备充分专业化的条件。

在尹晓飞看来，专业细分、标准化作业，才能保证整体上稳定的服务品质。“律师最容易被人诟病的就是，这个律师水平不行，换了一个还是不行。为什么？因为没有标准化服务。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除了适度地规模化，强大地品牌化，最重要的就是服务的标准化。”

2026年，恒都所推动一个更大的调整：将民商事诉讼部门升级为中心，下面再细分多个板块——普通民事业务部、疑难商事业务部、再审申诉业务部……“我们可能还要不断往下拆分，这样来保证‘一专’。以前我们叫‘一专多强’，现在要保证一专就很强。”

“90%学法律的人，可能并不适合做律师这个行业。”

采访接近尾声，尹晓飞靠坐在国贸三期50层办公室的椅背上。落地窗外，北京的天空透着阴天特有的灰白色，CBD的摩天大楼群在云层下显得静谧而冷峻。这种色调，恰好映衬出他谈话中那种客观而清醒的底色。

他直言，经过多年对行业的观察和个人带团队的体会，律师行业的“二八定律”正在向“一九定律”演变——10%的人拿走了行业90%的资源和收入。而决定一个人能否进入那10%的，往往不只是那一纸法考合格证，而是学历、能力、情商甚至是气质、谈吐、修养等个人基础素质，以及社会资源和工作经验的综合叠加。

在招纳团队成员时，尹晓飞有一个外人看来近乎苛刻的习惯：本科必须是“985”或“211”院校。

“这不是学历歧视，而是我吃过亏。”尹晓飞直言，“在这个行业，没有好的学历基础，往往意味着他在成长阶段没有接受过足够严苛的法律思维训练。这种‘底子’的缺失，反映在工作中就是处理复杂问题沉不下去，浮在层上和对法条机械理解套用上，不够体系和深入。”但形成反差的是，他在长期的机关工作经验中，却极反对唯学历论。他引用原某国家局发言人的一句话：学历只是敲门砖，真正决定个人成长天花板的更多是情商。

对于年轻律师，尹晓飞常提他的“五年理论”。他认为律师这个行业极像医生，本科五年只是拿到了入场券，真正上手必须经过几年甚至十年以上的“临床”磨炼。

“扎扎实实干五年，才能完成从小白到成熟律师的蜕变。头五年不要怕做‘万金油’，关键在于，五年之后你不能还是个‘万金油’。”

而对于那些想效仿他、从体制内转型的人，尹晓飞的态度则更为审慎。“半路出家能做好律师的不多，行业还是严格遵循‘一九定律’。如果你没有两三年的转型准备，如果不能承受出来后头五年的不稳定期，如果没有一干到底的决心，我建议不要盲目跳出来作律师。”

从50层的高度俯瞰，春日的国贸CBD车水马龙，好像北京城到处都是一派忙碌的景像。正如他，忙碌就是最好的写照。忙着应对一次次的挑战，却又在忙碌中一次次刷新自己的高度。从戈壁滩上为国戍边的部队，到复旦读研，再到部委工作，再到如今带领150人部门的律所高级合伙人，尹晓飞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法律人从“体制内的螺丝钉”到“市场化的解题者”的转变。

“这个行业，说到底，还是要靠帮人解决问题。”尹晓飞最后重复了这句话。

这不仅是他对律师职业的定义，也是他给所有后来者的诚恳回答。在不确定的时代里，这种“解决问题”的确定性，或许才是律师真正的护城河。